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7月10日，在全国政协召开的“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上，委员们一致认为，要坚定发展实体经济的信心、保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耐心、瞄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靶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此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组成调研组，深入山东、江苏、重庆开展实地调研。会上，共有26位委员作了发言，本刊对此进行观点梳理，希望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认识这一重大命题。

一、我国实体经济怎么了

1实体经济是什么？

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骨架和支撑，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要作为改造提升的重点来抓。

2客观看待“成绩单”

2010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目前产出已超过全球制造业1/4，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多种产品门类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我国实体经济正在进入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新时期。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实体经济，难点也在实体经济。从战略层面看，我国工业化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上对发展实体经济的思想认识尚未统一；从结构层面看，我国实体经济总量规模巨大，但在创新能力、发展质量、信息化水平上仍有待提高；从要素层面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仍依靠传统要素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

1制度供给滞后

从调研情况看，制约实体经济发展、制约供给体系质量提高的问题依然存在，集中表现为现有发展经济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考核指标体系、人才机制等大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目标取向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这些制度政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时一些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仍然存在。

2企业成本高企

除了近期关注较多的降低税费，更重要、更紧迫的同时也更具可行性的是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前几年，有企业算了一笔账，这五大基础性成本，在我们中国还是比较高的。

3市场出清缓慢

根据多方调研，工业中应该退出的企业占总数的5%~10%，对应的债务水平大约在6万亿元左右，低效企业退出慢，不仅带来融资贵、融资难的病症，而且扰乱市场秩序，降低了经济的生产率。

4金融支持不够

过去民营企业大量借款大规模扩张，现在银行在完成“降负债去杠杆”指标时，往往选择对民营企业“惜贷”、“拒贷”，而且一下子收紧信贷，这对很多民营企业甚至对优质的民营企业伤害都很大。

5人才支撑不足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人才基础应该是技工。据统计，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占21.29%，高技能人才仅占5.81%。而西方一些制造业强国，高技能人才的数量占到技能

劳动者总数的四成甚至一半以上。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创新，而创新最关键的要素是创新型人才。中国教育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学生的整体水平较高，但突出弱点是拔尖人才较少。

6创新能力不强

工业增加值率的大小反映实体经济投入产出的效果，体现着一个国家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2006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率达到29.68%，此后持续下降至2016年的21.52%。反观美国，2003年工业增加值率为48.72%，2009年上升到67.98%。我国工业增加值率较低，也是造成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制造业企业投资积极性下降的内因所在。

三、提高供给质量之委员建议

1环境供给

有效的市场更需要有为的政府，有为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环境。尽快研究出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等六大体系。

提高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货币信贷政策的协同性，在出台限制性、管理型政策时，合理设置过渡期或实施过渡政策；完善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差异化政策体系，避免“一刀切”；出台政策时，要配套必要的实施细则与执法基准，还要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督；在政策执行中，要跟踪政策实施效果，使其更加完备、管用。

当前产业政策的导向性和精准度有必要提高，更多运用普惠性、功能性产业政策，把促进公平竞争作为转型方向，把提升创新能力作为重要目标，把绿色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在我国，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看起来是实体经济投入的成本，实际上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如何降低？关键是把已经出台的中央文件精神落实到位，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近期联通试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推出低价产品，很快带动了几大电信公司较大幅度降低资费水平，说明通过改革降成本甚至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实体经济、尊崇实干者的浓厚氛围，让脚踏实地做实体经济的人得到充分的社会尊重和应有的政治荣誉。建议设立全国统一的涉企政策发布平台、政府失信行为曝光平台、虚假宣传曝光平台，建设诚信公开的政务环境、诚信公平的市场环境和诚信公正的舆论环境。

2科技供给

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不要笼统地采取这一方式。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突破核心技术的政策，选准方向和优先顺序，形成几件我国做得最好，别人离不开的技术，别人制裁时，我们有反制的杀手锏。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市场化方向，政府的研发资金应直接给到企业并持续不断保持支持力度，资金使用由企业自主决定，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金由企业在市场募集。

我国目前在科技创新文化方面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理性质疑的科学研究不够，二是应用导向科学研究不足。进入新时代提升科技有效供给，一方面

需要提高批判精神；另一方面需要鼓励科技人员连接现代化经济体系，产生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成果。

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的重点在于怎样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把技术和发明创造转化为GDP、转化为税收、转化为高端就业。建议在国家支持的应用型和产业化科技项目立项、检查和验收的专家评审队伍中，大量增加高科技领军企业中的专家；国家财政鼓励的应用型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向，应该明显向高科技领军企业倾斜；在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上，将技术成果产业化率、创新产品在国内外销售额和净利润等指标纳入评奖标准。

3金融供给

解决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要注重提高金融调控的精准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在金融调控方面，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避免M2增速过快下降，影响市场流动性；注重结构性去杠杆，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优质实体经济企业的误伤；银行融资、股市监管等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减少政策“猛刹车、急转弯”对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冲击。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具有重要作用，重点在资本市场增量改革上发力，深化新三板市场改革，使其

成为助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高地。建议增加新三板市场发行交易功能，增设公开发行层；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试点；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改革市场交易机制，探索做市商交易与集合竞价交易相结合；坚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

对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投资损失可以用于抵扣其他领域的收益。资本市场要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允许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

4人才供给

创新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激励，产权激励是最大激励。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人员的大脑是科技成果的价值源，科研成果所有权应该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建议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并且在修改《专利法》时予以明确，同时大幅提高科研经费中人头费比例。

为了提高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建议改革高度量化和“一刀切”式的考核机制，调整不合理的学科排名方式，取消研究生跨学科修双学位的不合理管制，引导大学更加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能力，更加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拔尖型人才。

针对制造业的技能劳动者短缺问题，建议将市场竞争引入职业教育领域，以市场信息调节职业教育的供求，通过行业组织来建立和协调跨多个中小企业的技能培训机构，促进行业内部技能的积累。

引进人才要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把引进人才的自主权还给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政府的作用是建立激励海外人才来华的绿卡制度，真正给予他们国民待遇，允许他们持有企业的股权期权等。

为了促使地方从“比拼优惠政策”向“优化用人环境”转变，从注重“招揽人才”向注重“用好人才”转变，建议引导人才有序流动，突出市场主导和企业主体，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建设人才信息平台，为科学引才和精准引入提供依据。

5动力供给

各级党政部门应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深入开展调研，既帮助企业解决共性问题，又宣传推广先进典型经验，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和企业真正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

科学发明最需要的是科学家精神，需要科学家的自由畅想。政府的作用是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需要容忍他们的奇思异想，不要用行政或“参公”的方式去束缚他们。

在快速进步的技术领域，需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最需要的是企业家精神，政府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要考核政府支持企业的企业家，考核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品德、能力等。

现代化市场经济必须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建议抓住不良资产处置这个牛鼻子，在国家层面设立企业退出基金，正面激励国有商业银行，打破企业间的互保“怪圈”，在全国推广一批“僵尸企业”处置的典型案例，只有坚决破除无效供给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腾出足够空间。

标准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有先进的国家行业和企业标准体系，就不会有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建议对以往的国家标准体系进行索引，优化国家标准体系，要以中国标准国际化为目标，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

面对发展异常迅猛、热度持续升温的人工智能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整体出台推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指导性意见和行动方案，重点在产业智能化特别是智能制造上聚焦用力，建立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国家级示范区，构建完善产业生态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现代供应链，它不仅能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且有助于形成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经济协同体系。建议加强供应链的统筹规划和标准化建设，加快发展智慧供应链，加强城市智慧物流规划。

老工业基地集聚了一批“大国重器”和传统制造业企业，这些优质存量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砝码和本钱。建议精准施策，对老工业基地的传统制造企业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破解“央地融合”难题，助推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2017年末，我国企业已在44个国家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产业园区99家，累计投资307亿美元。建议在国家层面上高度重视境外产业园区的重要基点作用，探索建立政府间、联合管委会、园区开发公司三级的沟通、协商机制，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